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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乃器與陳云:兩把算盤的友誼

    發布時間:2023-04-25    作者:    閱讀:5773次    來源:民建中央網站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陳云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下活動時期,就與我的父親章乃器及伯父章培、叔父章秋陽建立了革命友誼。1949年初父親到解放區,和老朋友陳云見面了。陳云問他:聽說你在香港的企業搞得不錯?父親回答:不過是打打經濟算盤而已。陳云說:今后要請你給我們的新國家打算盤,打更大的算盤。陳云是店員出身,父親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兩個人打算盤的基本功都十分嫻熟。這兩把算盤很快就結上了緣分,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打起了大算盤。
      建國初期,在毛澤東、周恩來和陳云的安排下,父親參與了國民經濟建設的決策,并在陳云的直接領導下從事財經工作達八年之久,協助他統一財經并制定和推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其后經歷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這樣巨大的政治風浪,他們的友情始終不渝。
      章氏三兄弟,患難助陳云
      說起父親與陳云的交往,首先要談到我的三叔章秋陽。章秋陽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虹口發行所當營業員,與同事廖程云(陳云)成為好友。1925年“五卅”運動后,在黨組織的推動下,陳云、章秋陽等組織成立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職工會,陳云任職工會委員長。在陳云主持下,他們和徐梅坤、沈雁冰、楊賢江等共同領導了商務印書館大罷工,同年兩人先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章秋陽擔任了中共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支部書記、上海店員總工會委員長、黨團書記,1926年至1927年間,為響應北伐軍東進,陳云、章秋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在革命斗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籠罩大江南北。當時父親任浙江實業銀行襄理、營業部主任,大伯章培任浙江省防軍參謀長兼保安團長,陳云和章秋陽曾利用他們的社會地位掩護革命的地下活動。大伯安排三叔擔任了保安團軍需官的職務,以便于他接濟有困難的革命同志。后來,大伯因為掩護紹興地區共產黨領導人,被指為“清黨不力”而遭撤職。建國后陳云見到大伯時對他說:“您在大革命時期給我們的幫助太大了,我曾到過您家,您還記得嗎?”(章培:《回憶解放前的22年間我和黨聯系的經過》,未刊)三叔也被迫離開軍隊,在隱蔽了一個時期之后,利用父親在金融界的關系,開始以上海交易所經紀人的身份公開活動,成為商界的一個活躍人物。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陳云接掌中央特科,經他介紹,三叔到潘漢年領導的特科情報部門工作,除搜集經濟方面的重要情報外,還擔負了一項特殊的任務。當時特科大量的經濟收支和周轉的保密成為一大難題,三叔多次把中央蘇區運來的金銀,交由父親通過銀行換成法幣。由于父親的社會地位和三叔的謹慎,這些活動從未有過失誤。此外,父親還協助黃繡然(陳獨秀的秘書,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把共產國際由國外轉來的外幣,兌換成法幣,并曾幫助楊賢江以及宋慶齡、路易·艾黎和劉鼎轉移過中共的經費(路易·艾黎:《劉鼎,杰出的中國人》,《人民日報》1987年12月31日)。1934年父親出任中國征信所董事長以后,一些與組織失去聯系、處境艱難的共產黨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掛名任職,隱蔽下來。他還與當時的夫人胡子嬰一起,轉移和保存過方志敏烈士的獄中手稿,并在1936年通過宋慶齡將手稿轉交給中共。
      1933年,陳云、潘漢年先后離滬去中央蘇區。1935年遵義會議后,他們同時接受任務,先后秘密離開長征隊伍,到上?;謴忘h的組織,并設法重新接通因長征而與共產國際中斷了的聯系,陳、潘約定把章秋陽列為在上海的聯絡人。陳云約在同年6月底到達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進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館。由于黨組織被嚴重破壞,他無法接上關系,也找不到章秋陽。但章乃器是社會知名人士,很快就通過查電話簿找到了他,父親立即與三叔聯系,三叔馬上來見陳云,為保障安全,他把陳云轉移到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賢坊21號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的三嬸唐文云家中。原商務印書館的老黨員孫詩圃也奉命從無錫趕來,參加掩護工作。
      經章秋陽聯系,陳云見到了上海臨時中央局的同志,又通過潘漢年的堂弟潘渭年與潘漢年取得聯系。同時,章秋陽又幫他找到了楊之華(瞿秋白夫人)和何實嗣(何叔衡之女),她們與共產國際駐滬聯絡員有聯系。不久潘漢年來滬,由于上海形勢險惡,無法開展工作,經商議決定北上。陳云、陳潭秋、楊之華等乘坐蘇聯貨輪經海參崴赴莫斯科,潘漢年隨后也前往蘇聯。
      抗戰時期,章秋陽擔任了安徽茶葉公司的負責人,但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共特別黨員,歸周恩來副主席直接領導,單線聯系,繼續為黨工作。在此期間,他還與在延安的陳云通過信。1941年在皖西被國民黨特務下毒謀殺。
      我于1984年曾致函陳云,核實他與章氏三兄弟交往的一些歷史事實。2月22日陳云辦公室回信說:
      您給陳云同志的來信他看到了,他囑告您:他在長征途中赴上?;謴忘h的組織,確實是先通過您父親找到您三叔章秋陽隱蔽了一個時期;您伯父章培在大革命失敗后利用自己的身份掩護過黨的活動,這也是屬實的(不過他本人沒有在章培家里開過會)。另外,抗日戰爭時期,章秋陽在安徽中國茶葉公司,周總理和他有聯系,并對他很器重。
      立國安邦日,共濟應時艱
      父親1949年2月25日到達北京,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4月15日,父親和黃炎培等民建領導人應毛澤東之邀,到香山雙清別墅晤面聚餐,毛向他們詳細闡明了目前的形勢和中共的政策方針,并囑托他們借助民建自身的優勢,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
      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當時任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的陳云臨危受命,于5月14日從東北趕赴北京,籌組中央財經委員會,以穩定全國的經濟形勢,統一財經工作。父親從那時起開始與陳云共事。
      父親還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之邀,與千家駒、沈志遠一起擔任了中國人民銀行的顧問,運用自己的學識和經驗,為新政權發行人民幣、穩定金融和物價出謀劃策,并多次參加經濟界人士在六國飯店舉行的接管上海問題座談會。后來上海解放時,一些報紙還造謠說:“中國人民銀行總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準備接收“四大銀行”。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亂,到處是銀元販子,投機商業十分猖獗。當時北方缺糧,南方缺煤,上海則缺糧又缺煤。國民黨一面出動飛機狂轟濫炸,一面勾結帝國主義實行海上封鎖,南北不能正常通航。開灤煤礦的煤運不出去,南方的工廠無法開工,工人失業;上海的存煤只夠用數天,如果不及時調運燃煤,整個城市就有癱瘓的危險。上海的嚴峻形勢對全國都有重大的影響。
      據當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專門委員的冒舒醔先生對我說,陳云曾召開會議討論經濟形勢,研究解決上海糧煤短缺等問題,請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一批專家發表意見,會議由南漢宸、姚依林主持。父親認為糧食可用鐵路南運,而運煤量大,需要海運,在會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輪船運煤,他實事求是地分析,認為這是能夠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運煤,當時是有爭議的,有些人認為這樣做有“賣國”之嫌,陳云一時下不了決心。父親進一步解釋說,這些船的船東有不少是中國人,掛的不是英美國旗,而是巴拿馬等小國的國旗。姚依林在會議室內徘徊了一陣,說道:“我們就‘賣’一回國吧!船還是中國人的船,錢也是中國人賺。”這樣,陳云就把運煤的事確定了下來。關于打擊銀元投機,這次會議在回顧了敵偽時期的打擊方法和抗戰結束后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歷史后,決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閉了投機商的大本營上海證券大廈,拘捕了大批投機商,并明令以人民幣為支付工具,禁止銀元、金條等在市面上流通,銀元風潮逐漸平息。
      當時陳云負責中央財經委員會的籌建工作,他曾談到:這件事很大,需要黨內外同志共同合作。……我們過去在這方面經驗很少,甚至在許多問題上是沒有經驗的。最早紅軍時代談不上什么經濟工作,就是有個把事務長,以后有了根據地,再后有了邊區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給機關、貿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擴大。以前沒有大城市,現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國際貿易問題。有一天,晚上十點鐘,我還拖住章乃器先生給我上課,講講外匯問題。章先生就講,在外匯中,進出口占第一位,僑匯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娟愒疲骸蛾P于成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報告》(1949年6月4日),《文獻和研究》,1984年10期,第24頁】
      為穩定金融和發展生產,父親還曾向周恩來、陳云建議發行公債,受到了他們的重視,后來陳云經過調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發行方案,得到了批準,于1950年初發行了“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是共和國成立后首次發行的公債。
      7月12日中央財經委員會成立,辦公地點在北京朝內大街的“九爺府”,陳云任主任,父親和不少經濟學界的民主人士被聘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成為陳云的智囊團。
      中財委成立5天后,父親陪同陳云風塵仆仆地來到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對上海的經濟形勢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并與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談。8月初,陳云主持召開了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個大區的財經負責人參加的上海財經會議,確定了解決上海經濟問題和穩定全國物價的措施。父親在上海這個十里洋場生活過將近20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陳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響,積極向他們宣傳經濟政策,如工廠不內遷、全部吸收舊人員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對穩定上海的經濟、安定民族資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父親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為民主建國會的代表出席了9月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二次會議,并擔任《共同綱領》第三起草小組的召集人,負責起草綱領中的經濟部分。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正式召開,父親作了題為《新民主主義民族工業家的任務》的發言。10月1日,父親參加了開國大典,并出任政務院政務委員、編制委員會主任、政協財經組組長等職。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紗布、糧食投機活動開始猖獗起來。投機商大量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帶動全國物價大漲。陳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調集大量的物資,指揮了一場大規模的反擊。對于投機資本,父親一直是堅決主張打擊的,在反擊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陳云提出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并得到采納。但對于反擊的時機上的把握,陳云就比他老到得多。父親曾經十分嘆服地描述當時的情形:
      在那緊要關頭,像我們這班知識分子就難免要犯主觀主義的急性病。我那時曾經一再建議早點下手,對市場施用壓力。然而,財經工作的負責人(指陳云)卻是那樣的沉著、堅定,認為依據通貨膨脹數量和物資數量的對比,時機尚未成熟。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實力。同時,不妨再從市場陣地撤退若干步,以便爭取主動,進行反攻。事后的檢討告訴我們,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經濟上的反攻從十一月中旬開始,以五福布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點六萬元,比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點五萬元,已經漲起一倍多。那就是說,倘使反攻提早半個月,兩匹布吸收貨幣回籠的能力,就抵不了半個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敵人深入到達了于我絕對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師兵就可以發揮出來兩師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敵制勝了。(章乃器:《投機商人趕快洗手》,《章乃器文集》上卷,第621頁)
      陳云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一舉打勝了這場建國以來經濟戰線上的第一次大戰役,穩定了全國的物價。毛主席評價這場勝利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榮毅仁曾評價說:“六月銀元風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則僅用經濟力量就能穩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陳云:《上海工商界情況》,《陳云文選》(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頁)
      為配合中共中央和陳云統一財經工作的部署,父親在這一時期還寫了《統一就是力量,統一就是辦法!》、《對于統一財經工作的認識》、《私營行莊何處去?》、《經濟的改造——消腫、去腐、生新》、《幣制穩定后私營工商業怎么辦?》等十幾篇文章,運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響,宣傳國家的經濟政策。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1952年,由于糧食供銷的形勢日益嚴峻,國家決定設立糧食部。同年8月,經周恩來總理提名,父親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糧食部長。
      “民以食為天”,吃飯問題歷朝歷代一直困擾著中國。對于一個當時擁有6億人口的大國而言,吃飯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權的穩定。國外敵對勢力曾寄希望于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并預言共產黨將因解決不了吃飯問題而垮臺,而共產黨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來擔任糧食部長,是一件十分令人矚目的事。父親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黨人士擔任財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責任重大。”(許漢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73輯,第206頁)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協助陳云制定糧食統購統銷的重大政策。
      糧食部辦公地點設在廣安門內報國寺,草創伊始,就遇上了十分嚴峻的形勢。自1952年春秋季開始,過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場進行斗爭的方式,遭遇到嚴重的挑戰。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災害等原因,奸商、富農乘機勾結小販,一面向農民爭購糧食,一面混雜在需糧群眾當中套購糧食,造成了許多基層購糧點的脫銷和黑市,助長了農民惜售糧食思想的發展。到1953年,個別地區出現了數千乃至上萬人在國家售糧點排起長龍爭購糧食的情況。購銷的形勢日益嚴重,國家的庫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農村中的糧食,數量卻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實行面粉配售。
      陳云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財經工作報告中,就提出搞試點試行糧食征購的建議。糧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醞釀有關在農村實行糧食征購和在城市實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為糧食部長,面對越來越嚴峻的糧食形勢,父親的心情十分沉重。雖然在學術觀點上,幾十年來他一直是主張采用“統制經濟”模式,由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的;但作為一個自幼生長于貧困農村的知識分子,他也深知農民稼穡之艱辛,對于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能否實行這樣的政策,他感到沒有把握。當陳云受中央的委托調研糧食形勢,并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把自己的意見和擔心合盤托出,請中共中央定奪。據杜潤生回憶:當時他與章乃器匯報時,還是認為可以通過調高收購價在市場上解決,而無須強行征購;薄一波也曾談到,當時征購以外的解決方案有7種。
      陳云經過反復權衡,認為沒有別的選擇,惟一的辦法就是實行糧食征購和配給。同年國慶節,陳云將自己的想法向毛澤東、周恩來作了匯報。次日,中共中央專門就糧食形勢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陳云提出的對糧食實行征購和配給主張,決定于10月10日緊急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這次糧食工作會議是一次重要的會議,各大區負責人都到京參加。陳云在會上闡述了糧食供應的嚴峻形勢,他以“兩擔炸藥”作比喻,認為自由購買和征購都存在危險性,并逐個分析了8種可能的解決方案,說明實行糧食征購和配給是惟一可行的選擇,在會議上獲得通過。當時毛澤東覺得征購和配售的名詞不好聽,因為日偽時期曾使用過同樣的名詞,希望改一個別的說法。父親提出將征購叫做“計劃收購”,獲得了大家的贊同。于是征購和配售被命名為“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兩者合起來簡稱“統購統銷”,這一重大政策于會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務院正式公布出臺。
      推行糧食統購統銷被稱為是建國以來經濟戰線的第二個大戰役,是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計劃經濟的制度化,實由此肇端。這項政策的出臺,固然有不得已的特殊歷史背景,但畢竟是以剝奪農民和消滅市場經濟為代價,當時曾受到黨外的激烈批評,今天看來也有不少值得反省之處。父親雖有自己的主張,但既已由執政黨定為國策,且系本人職責所在,便只有認真執行。
      圍繞這一政策的具體實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規制度。父親以一個黨外人士的身份,親自主持起草工作,這在當時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時也說明了中共中央對他的信任。為不辜負重托,他大大壓縮了在民主黨派的工作和社會活動,傾注全部心血投入這項任務。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最多長達16小時,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統地研究了蘇聯、日本以及中國歷代政府的糧政體制,詳盡分析全國的糧食產銷形勢,創立了我國特有的糧食憑票定量供應制度,最終圓滿地完成了糧食統購統銷法規的制定工作。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糧票已成為一種收藏品,而在建國初期“短缺經濟”的特殊年代里,糧票制度是保證每個城市家庭公平獲得口糧的惟一辦法。
      在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推行過程中,很快出現了偏差,如1954年多收購了23億斤,加劇了國家與農民的緊張關系,個別地區發生騷亂,引起不少的批評,出現了“統購統銷搞糟了”一類的言論。對此,陳云的對策是調查研究。1955年1月,他親自到家鄉江蘇青浦縣小蒸鄉深入調查,提出了定產、定購、定銷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贊同,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父親也在同年9月回自己的家鄉浙江青田縣調查研究,當了解到由于執行政策不當,造成餓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領導反映,調集了一批糧食為農民解困。
      父親在工作中,十分注意研究歷代的糧政和荒政。1954年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水災后,為研究荒政問題,他讀了鄧拓(云特)的《中國救荒史》,認為很有參考價值,便在1955年春夏之交邀請當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鄧拓到糧食部座談,后來又推動將此書重印。
      糧食是一種戰略物資,特別是在戰爭年代,世界各國一般都采取國家壟斷,實行糧食征購配售一條龍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軍需民食的供應,對于經濟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糧食部草創時期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戰爭,一些來自軍需后勤部門的領導干部,習慣于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給”理解為單純的政治任務,不重視經濟核算;父親則堅持要按經濟規律辦事,打“大算盤”。他認為糧食工作在許多地方有時只能是不惜賠錢的,但不能理解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賠那些不該賠的錢。他要求糧食部門“人人頭上頂把算盤”,精打細算,實行定額經營,責任到人;他提出合理運輸和推行“四無”糧庫(無鼠雀、無霉爛、無蟲害、無事故),以減少損耗,增加積累。
      在1955年7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上,陳云作了《堅持和改進糧食的統購統銷》的發言,解答了人們對這一政策的各種疑慮,指出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是有利于國家和人民的,必須堅持,停止統購統銷的主張是錯誤的。父親在會上也作了發言,匯報了一年來的糧食工作,在肯定統購統銷政策的社會效益的同時,提出也要注重經濟效益,增產節約,在二三年內做到由少賠而不賠。后來,經過克服保守思想,進一步改進工作,糧食部門第二年就扭虧為盈,開始每年向國家上繳利潤。在共和國的糧政史上,只有1950年代是有經營利潤的。糧食部的工作,屢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表揚。
      1953年制定食用糧加工標準的時候,曾有過不少爭議:有的人認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應該多生產精米、精面;父親則根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營養成分。據陳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憶:“有一次,陳云同志對我說,章乃器做糧食部長時說,我們為什么不能把糧食加工得粗一點?現在做成精白米,豬吃維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絕大部分維他命、礦物質、微量元素都從糠皮里頭流失了。”陳云贊同父親的意見。按照“以質定率”的原則(即根據稻谷、小麥的質量優劣確定出米、出面率),在營養、適口、節約三方面同時兼顧的指導思想下,糧食部制定的“標準米”、“標準粉”方案開始推行。據統計,由于“標準米”保留了較多的營養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腳氣病就大大減少。
      父親在1949年以后的民主人士部長中,確實是最有職有權的一位,這也許是由于別人不求或不敢有職有權。當時有兩位黨外部長被公認工作做得最好:傅作義執掌水利部,是一切尊重部黨組意見;章乃器主持糧食部,則每件事都要問清楚了才簽字。父親在工作中確實也有與黨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例如關于標準米的爭論即是如此。他曾提出對這種情況的處理原則,叫做“一部經典、一個老師”;經典是指馬克思主義,老師就是毛澤東主席。他解釋說:“我認為從國務院會議和黨組來的東西應該是一致的。當時認為如有分歧時,我請示國務院,你請示黨的上級。”(許漢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
      為社會主義的糧食工作要不要創造利潤的問題,父親甚至在國務院的會議上和一位副總理當面爭論過。因為他以前曾是一個企業家,也有人認為,他是用管理企業的模式在管理糧食部。陳云理解父親的耿直性格,父親也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有一次他們同去武漢視察工作,一路上辯論利潤問題。父親針對很多企業不講利潤說:既然是企業,怎么能不講利潤呢?陳云很有涵養地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父親才沒有繼續爭辯下去。
      記得“文革”結束后,有次我去余秋里家,吃午飯時他說:“你爸爸是個匠人。”他有湖北口音,見我反應不過來,盯著我又重復了一遍,我才聽明白了——“你爸爸是個犟人”。我向他請教原由,他說:“當年國務院開會時,你父親經常跟總理扳杠,談的都是經濟上的問題,他是專家,我們都說不過他,連總理也要讓他幾分。”我請他舉個例子,他說:“那時開發新油田,準備先蓋家屬宿舍,讓工人可以帶家屬??;你爸爸不同意,說比照各國無此先例,企業管理必須分層,創業階段頂多允許管理、技術人員帶家屬。大家都批評他是資產階級思想,但他毫不讓步。你爸爸是個犟人……”
      生前身后事,事事總關情
      父親是個專業人士,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堅持講真話。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的時候,1957年“反右”的巨大政治風暴,淹沒了他和一大批民族精英。父親被打成“右派頭子”,失去了工作的權利。大伯章培受到株連,也被劃為“右派”。
      經過“文革”的沖擊和磨難,父親在1975年致函毛澤東,反映自己的處境。中共中央準備為他落實政策,考慮到陳云同父親的歷史關系,毛澤東、周恩來指示由陳云出面約父親談話。這樣,兩位老朋友在暌違多年之后,總算有了一次來之不易的見面機會。
      同年4月間的一天,父親被接到人民大會堂,由陳云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當時在座的有財政部長張勁夫和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劉友法、李金德。陳云告訴父親,中央要給他摘帽,要他認真吸取教訓,并準備安排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顧問。據當時一同談話的張勁夫回憶,談話是在大會堂南門的一個小房間里進行的:“章先生聽了之后沒有講感謝的話,只講我過去講的意見沒有錯”;“我和陳云兩個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錯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滿意了。”(《張勁夫訪談記錄》,根據電視采訪同期聲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父親就這樣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還是沒有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罪名。以他的倔強性格,如果沒有陳云從中斡旋,恐怕也是難以落實的。
      由于“四人幫”的干擾,不久又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原定給父親安排工作的方案未能實現,他再也沒有機會為國家打算盤了。1977年4月,父親病重住進了北京醫院,當時他仍是一個沒有任何職務的“摘帽右派”。陳云知道后,指示全力搶救,按時上報病情。
      父親逝世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陳云重新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對父親的身后之事仍十分關注,1980年在陳云和鄧小平、胡耀邦的直接過問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父親的“右派”錯案終于得到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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